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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熊丙奇：并不是这样，体制问题是造成所有问题的核心，但体制和人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。有可能人的因素导致体制无法推动，也有可能体制的因素导致人缺乏能动性，这很复杂。我认为，大家如果总把希望寄托在一种宏观的解决方案上，就有可能不去关注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有违反教育的地方，这不但会阻碍教育的正常发展，而且，也使宏观的体制改革因缺乏改革的环境而难以推进。所以，后来在写《教育熊视》这本书时，我就更具体地关注一个个教育问题和教育事件，希望这样对现实的改变更大一些。

　　国家每年都会出台一些教育政策和一些新的教育改革措施。对这些改革，教育界人士会有各种看法，有的认为是换汤不换药，有的认为并不会有什么作用，甚至违背国情、适得其反。但他们没有正常的渠道发出这种声音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学者和研究人员就要发挥作用，在政策的制定出台过程中，依据正常的教育思维，提出自己的意见，校正改革的方向。这种一事一议的关注是必要的，因为只有针对一件事情的评论，决策者才会去关注，从而修正自己的看法，进而可能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。

　　熊丙奇：高校不在于人多，而在于什么样的人才在什么样的制度下做事。当前大学的教授队伍是十分庞大的，但这些教授在学校里面做什么？这是极其重要的！如果大学教授是在数字指标下，只考虑一年出多少论文、出多少专利成果、去申报多少科研经费，他们会处在一种对现实的短期成果的焦虑之中，从而使学术研究功利化。即便有数量众多的教授，产生的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可能也会很少。如果能够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，让他们作自己感兴趣的研究，大学的学术研究局面可能完全不同。